作为中国旅游“515战略”的重要举措，“厕所革命”成为2015年我国城乡公共服务领域一场声势浩大的旅游基础工程、文明工程及民生工程。从2015年起，全国3年新建、改建厕所5.7万座。

2、中国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超10％ 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102015年，中国国内旅游突破40亿人次，旅游收入过4万亿元人民币，出境旅游1.2亿人次。中国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国内旅游消费、境外旅游消费均列世界第一。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测算：中国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10.1％，超过教育、银行、汽车产业。国家旅游数据中心测算：中国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10.2％。

3、习近平主席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日本3000人旅游团访华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出席。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3000人旅游交流团访华，凸显旅游在增进民间交往、促进民众感情交流、服务国家整体外交中的独特作用。

4、“中国旅游年”在韩国成功举办 习近平主席朴槿惠总统发贺信 李克强总理郑义和议长出席闭幕式2015年，在“中国旅游年”框架下，中方成功举办120多项活动，中韩双向旅游交流规模突破1000万人次。汪洋副总理出席“中国旅游年”开幕式。

5、7月2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旅游投资促进计划该文件对推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稳增长，调结构、扩就业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6、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举办丝绸之路旅游年6月19日，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暨第七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丝绸之路旅游国际大会在西安成功举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瑞法依及丝路沿线国家旅游部长出席。

7、“旅游+”行动计划出台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拉动、融合作用，为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提供旅游平台。“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未来五年创造1万亿元需求红利、1万亿元市场红利、1万亿元增值红利。以旅游业的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网络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生态化。

8、建立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强化文明旅游硬约束5月4日，国家旅游局公布首批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名单，建立“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机制，从制度入手强化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监管。

9、5A级景区打破终身制 激活旅游景区动态管理机制10月9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景区被取消5A级旅游景区资质，6家5A级景区被严重警告，4家景区被取消4A级景区资质，由此改变了5A级旅游景区只进不出状况，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10、乡村旅游带动千万人脱贫 旅游成扶贫攻坚生力军8月18日，国家旅游局与国务院扶贫办在安徽黄山召开全国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贫推进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扶贫开发中的战略作用，到2020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17%（约1200万）贫困人口脱贫。

附：乡村旅游开发实现精准扶贫要理清哪些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针对贫困居民的精准扶贫，需要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贫困社区的贫困居民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

扶贫对象的确立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施和成果评估的前提与基础。关于扶贫的对象究竟是贫困社区的居民、贫困居民，还是贫困社区的贫困居民，学界内已有众多讨论。从国家旅游局实施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而言，贫困社区的贫困居民应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

虽然国家旅游局确定的是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为扶贫基本单位，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辐射贫困乡村的所有居民，但优先保障贫困社区的贫困居民实现脱贫和旅游受益应成为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重点内容。

旅游扶贫是以乡村旅游发展为基础的扶贫活动，其内涵包括旅游的发展以及扶贫目标的实现两个方面。而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一种市场主导经济活动，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与盲目性，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马太效应，加剧贫困社区的贫富悬殊。这主要是由于贫困居民受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知识储备、信息获取能力等因素，在市场主导的旅游开发中必然会被边缘化。而扶贫目标的实现则是更加注重旅游收益分配的社会性和公平性，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干预，实现贫困居民优先获得旅游收益，改善经济条件。

因此，乡村旅游扶贫并非简单的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而是要在市场主导旅游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调节与干预，提升贫困居民获得旅游收益的途径与能力。贫困居民利益的保障和发展机会的获得，是旅游扶贫的主要目标。

其次，推进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

贫困居民利益的保障和发展机会的获得，必须将贫困居民由旅游获益的边缘地位转变为核心地位，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必由路径是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旅游理论自引入我国以来，得到了众多的讨论与实践，但在实际旅游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较低、参与效果较差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社区居民参与能力较弱。因此，提升社区居民旅游参与能力既是实现扶贫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作为旅游扶贫政策实施主体的政府，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提高旅游扶贫试点村贫困居民的社区参与能力：

一是减少贫困居民的社区参与障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最大障碍来自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决定了乡村社区居民不同的参与层次及参与地位。很多地方政府为加快乡村旅游发展，过度依赖招商引资，而外部开发商的引入使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多数停留于服务员、保安、清洁工等高劳力、低技术、低收入、低层次的参与水平。且来自外部的旅游投资越多，旅游漏损越高，当地社区居民可获得的旅游收益越少，乡村存在可能演变为“旅游飞地”的风险。同时，少数的外来旅游企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较为有限。

拥有强大资本的外部旅游企业无形中对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形成一种挤压，也对社区居民的旅游获益形成一种剥夺。因此，提高旅游扶贫试点村贫困居民的旅游参与能力，首先必须谨慎选择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以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发挥社区居民的能动性，作为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的重要前提。

二是增强贫困居民的社区参与条件。“旅游扶贫”突出强调的是通过外部推动力量扶持贫困地区的旅游发展，扶持贫困居民的旅游参与。贫困居民社区参与能力的薄弱很大程度源于参与条件的匮乏，即缺乏经济投入、缺乏经营接待能力、缺乏信息获取能力等。提高社区参与水平，必须针对贫困居民社区参与的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即政府在其自身职能范围内，通过相关政策制定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完善乡村小额贷款扶持政策，加强对贫困居民的教育培训，以及通过帮扶活动建立“一对一”的旅游扶贫机制等。

再次，推进政府角色转变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

“政府主导”是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旅游业发展初级阶段相对应的一种战略导向。在历经30余年的旅游业发展后，市场在旅游发展中的导向地位日益提高，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随着《旅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我国旅游行业管理逐步走向法治化管理、规范化管理阶段。此时，政府的角色也应由前台“主导者”退回到幕后的“引导者”，实现政府角色的理性回归。在乡村旅游扶贫过程中，政府可从法治引导、政策引导、规划引导等方面，对乡村旅游扶贫进行规范治理。

一是完善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法律规范，实现依法治旅。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中央部门单位根据乡村旅游扶贫的需要出台相关规范文件，为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和旅游扶贫提供法治引导。

二是加强扶持政策编制，强化政策引导。政府通过政策文件的出台，从两个方面对旅游扶贫进行引导：一方面，通过鼓励政策的实施，吸引社会非政府组织、旅游企业、旅游院校、专家学者、社会其他扶助力量等投入乡村旅游扶贫工程中，使乡村旅游扶贫成为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可从用地、税收、财政等方面，对贫困居民的旅游发展及小微企业发展给予政策扶持，积极鼓励以社区贫困家庭为主体的家庭旅馆、民宿、乡村酒店、家庭农场等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是组织编制乡村旅游扶贫发展规划，推进规划引导。在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管理上，充分发挥旅游规划的引导性作用。在乡村的建筑风貌改造、环境整治、乡村景观营造、乡村旅游商业业态、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实现规划的引领作用，防止因利益驱动而带来的无序开发和低价竞争。

总而言之，以贫困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参与和政府角色的转变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政府与社区的力量此消彼长，政府唯有实现自身角色的理性回归，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让其充分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规划编制、参与旅游服务的经营接待、参与乡村旅游社区的治理，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目标。